失去掌控、失去主动塑造的体验不仅发生在集体层面，也体现在后现代的个体生活现实中。一个人不再能计划自己的生活，不再能像执行一个“项目”那样执行自己的生活，这不仅是社会哲学家们的预设，也被经验主义社会学研究者所证实。在高度动态化的社会中，选择范围不断向着不可预见的方向推延着，在这种条件下，要想卓有成效地应对生存问题，就要求一种“冲浪”者的能力，在随时随地出现有利机会的情况下，要能够把握新的选择，给生活制定一个新的方向。一个人如果坚持自主地塑造生活的理想，并且执行自己的“生活项目”，那么他就要冒失败的风险。在对加速状况的分析中，我已经指出，适应后现代时间结构的那种“漂流”“游戏”“冲浪”的生活形式不仅迫使人们放弃近现代的自主性理想，而且加强了被或然性所统治的异化经验。“冲浪者”冒着与他生活的地点、共同生活的人们、围绕着他并被他使用的事物、他曾经追寻过的那些目标相异化的危险，因为种种境况都只持续很短时间、彼此有太大差别，他根本不能“吸收”这些境况。①异化的一个核心标识就是构成条件的缺失，这指向“世界关系”的深层次受阻。世界观的受阻在基础性的漠然经验中尤为明显，在这种经验中，主体不再能获得真实的、深层的、构成性的意义。社会学对现代性的诊断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对这类“趋向冷漠”、世界“褪色”状况的忧虑。这样的忧虑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述出现在格奥尔格·齐美尔那里，也呈现在韦伯的祛魅理论和滕尼斯对选择意志和本质意志的划分中。流行文化式的社会的资深观察也捕捉到了对“扁平”世界的恐惧，如道格拉斯·柯普兰的小说，雷纳尔德·葛雷贝那本受到惊人欢迎的文学性时代诊断《环球鱼》，其中才华横溢的年轻叙述者因为无法确定一个对他来说无足轻重的旅行目的地(!)而崩溃了：“当我绝望时我推开窗户，向着联排别墅大喊大叫：是谁将这个球形的世界压扁了，为什么不再有山谷和深海，是谁将阿尔卑斯的褶皱撑开，抚成一片平滑，为什么没有任何东西显露在地表之外?’没有回答。全世界的旅行目的地对我而言无足轻重。”①此处决定性的因素是，伴随着自主性承诺的丧失，现代性中的本真性理念也褪色了：人们不再设想拥有一个“内核”②，整个生活可能从这个核心中生长出来，因为对灵活变通的要求提升了。这里我不再讨论个体的异化症状和异化经验。我们已经能够证明，社会生活的持续加速以不断加剧的异化经验的形式隐藏了大量潜在病理。
① 参见： Wolfgang Welsch(Hg.), Wege aus der Moderne. Schlüsseltexte derPostmoderne-Diskussion, 2Aufl., Berlin 1994, Einleitung, oder PeterSloterdijk,Eurotaoismus. ZurKritikder politischen Kinetik, Frankfurt/M. 1989, S. 112und126.
时间关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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