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批判之基础
针对开头提到的贬值的和其中的敌视批判的批判概念，人们可以诉诸“批判”的口语化使用，它强调的是否定的判断。但众所周知，恰恰是这种概念理解自康德之后对哲学的批判性是不够的。因为它已经预设了批判的能力和标准。因此，康德把那种自我指涉的理性突出为批判性的，理性对自己的前提、边界和能力作出了说明，但它并不关心与对象相关的批判(如对宗教或权力的批判），至少这不是主要的批判。当哲学成为“边界警察”①②，并在理性的范围内重建那些毫无争论的东西时，哲学是批判性的。否定和反对在这里是不可能的。这正是先验的-批判的基础的试金石，其反面是不可想象的。这不是在谈论“否定”，而是涉及人们一直在肯定的事情。
在涉及康德时，人们已经怀疑，严格分离一个基础和它所支持的东西是否是我们想要的，或者是否是可行的。例如，人们分析了“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批判概念和康德政治文本中的特定对象领域的批评的张力和重叠。因此，在康德的宣言“什么是启蒙？”中，政府和宗教批判是核心，有趣的是，这些批判在“第一批判”导言的“批判脚注”中也发挥了主要作用。①此外，在《何谓在思维中确定方向?》中，康德强调，理性判断意义上的批判，也就是先验批判的对象，取决于某些政治条件，即取决于“公开交流思想”的自由。②先验的理性批判涉及的是批判的不可改变的条件，因此它不能与对可改变的政治条件的批判分开，因为这些条件有害于理性的公开使用。
①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Frankfurt/ M. 1974, S. B XXV.
②引文翻译参照《纯粹理性批判》的李秋零中译本。——译者注
(意识形态)批判如何被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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