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然需要其他形式的研究，最重要的是不同于布迪厄早期工作所依据的表述形式。布迪厄同时从事他关于福楼拜的著作①和《世界的苦难》的采访工作，这可能不是巧合。在这一时期，他越来越多地提到法国社会小说的社会学分析能力，也提到卡尔·克劳斯、托马斯·伯恩哈德和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②，这当然也不是巧合。他一再强调福楼拜的箴言对社会科学特别重要，即在艺术中，日常的、平庸的、平凡的和微不足道的东西必须和那些处于高位和尊贵中被认可的东西一样被认真对待。①恰恰是在这种文学策略中，它不仅要求与参与者的视角决裂、而且至少是相反的，距离和参与以一种在通常的社会学研究出版模式中没有或几乎不可能的方式走到了一起：福楼拜的策略给每个个案以平等的空间并且消除它的独特性，特别是与《世界的苦难》中也使用的系列化技术相结合。然而，只有当一个社会领域的运作用准文学的方式可以比熟悉的社会科学方法更融贯地解释，而且这种运作也被证明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运作时，这样的参与才会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正如在《世界的苦难》中，普遍的痛苦被证明并不像那些相关者在访谈开始时经常认为的那样必要。
① Pierre Bourdieu, Die Regeln der Kunst, Frankfurt/ M.1999.
②例如，在采访中，“去宿命化的世界，参见：J.Jurt (Hg.), absoulte. Pierre Bourdieu, Freiburg 2003, S. 7-20, hier: S. 13；以及以下书的开头和结尾处：Elend derWelt、Zeugnisse und Diagnosen alltäglichen Leidens an der Gesellschaft,Konstanz1997(frz, 1993), zum Beispiel S、17, 791,799,
(意识形态)批判如何被规训
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