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有一些哲学家以及艺术家和社会学家以这里提出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方式推进，优先考虑具体的对象而不是先验的问题。布迪厄关于文学和定性访谈之间的切近性的论述绝非偶然地切近阿多诺。这同样适用于布迪厄的这样一个观点，即批判不能赋予自己权力，而必须进入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要构建的批判已经(零星地)存在；只有从这个领域中固有的紧张关系出发人们才能问出，哪些声称的必要性实际上是必要的。阿多诺在他的方法论上的核心随笔-文章①中，称这种思维为随笔主义。“它(随笔本文作者注)是—就它刚开始所是的样子而言—卓越的批判形式。也就是，作为精神构造物的内在批判，……]是意识形态批判。”②在这段文字中，阿多诺还明确指出，在意识形态批判的可能的具体对象中，艺术作品只是由此但也正是由此具有特殊的作用，即因为意识形态批判构建和论述的张力已经在它们身上预先阐明了。③
①我对《世界的苦难》和《罗塞塔》的选择也需要通过与意识形态、社会研究或电影的其他可替代项目进行比较来证明，对此我在这里肯定是有所欠缺的。
(意识形态)批判如何被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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