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者(必要条件)”(1969;105)。
[11] 关于建立在类似区分的基础上的技术理论，参见(Simondon，1958:第1章)。
〔12] 我根据具体的历史情形中明显是中性的结构的“配合”而对形式主义的偏见的论述类似于拉图尔的阐述。例如参见拉图尔对制图的论述(1987:215ff.)。
〔13] 就我所知，第一次记载中立性本身是一种偏见的理论出现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Gorgias)中。在这篇对话中，卡利克勒(Callicles)拒绝了自认是中立性的法律，这种中立性将同等对待的方式用于强者和弱者，响应了弱者的特殊利益。卡利克勒认为，“我可以完全确信，法律和习俗的制订者事实上是弱者即大多数人。他们制定法律以及赞扬法律和谴责法律都是为了他们自己和自己的利益。为了吓唬更强有力的人和夺取他们的利益，弱者才不断地宣称……不公平在于寻求牟取邻人的利益。我想他们很满意与其他人处于同等的条件下、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等级较低的人”(Plato,1952:51)。
[14] 这种方法让我们想起了乔恩·埃尔斯特①所认为的游戏理论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他的“理性预期”的理论在认识到了活动主体在任何像游戏的体系的框架内的相对自由这一点上类似于这一节中所讨论的理论。甚至有选择权力的统治群体也是以规则为中心来组织人的活动的一个必然的结果。然而，埃尔斯特将社会游戏当作是争夺权力和收益的竞争。他将技术框架当作一个纯粹的背景，但是我认为情况远不止于此，技术框架实际上是文化模式斗争中的主要赌注。要了解埃尔斯特的观点和相关的评论，参见《马克思主义、机能主义和游戏理论：一种争论》（Marxism，Functionalism，GameTheory：A Debate)，载《技术与社会》(Theory and Society)，第 11 卷，第4期(1982年7月)。我在另一本书中已经讨论了技术与游戏之间的对比，参见 Feenberg(1995:第9章)。
〔15] 德·塞尔托和埃里亚斯没有涉及动机和特殊的变化目标的问题，我在这里也不会涉及。这些动机包括发挥工作的潜能和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在本书的前两章中，我已经粗略地概述了他们的理论，在本书的最后两章中，我将在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情境中更详细地讨论他们的理论。这里的问题不是社会为什么将被改变，而是在趋向变化的意志出现时，社会是否和如何能够被改变的。
技术批判理论
① 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1940— )美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由《解释技术的变化》、《宪政与民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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