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技术专家治国论的秩序，但是也能颠覆它，这要取决于理性是如何在社会中运用的。
然而，新观点却没有多少持久的社会影响。海德格尔和卢卡奇的思想被用于极权主义的计划，这些极权主义计划将它们试图克服的东西夸大到了极限。自二战之后开始的相对合理的反应有利于自由主义的发展，但是这种反应直到今天仍然起伏不定。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反应能够在现存体系中挽回能够被挽回的东西，但是在似乎缺少可行性的替代形式的情况下，自由主义形成了一种实际的需要，而不是一种现代性的基本问题的解决方式。
作为一种文化，现代技术合理性不依赖于科学和哲学，而是依赖干社会组织的等级形式和计算机这类的技术。随着等级制度获得了一种技术的功能，社会主体就被置于一种技术的内部状态之中，并由此控制了社会主体所作用的体系。对等级制度是一种天命的信念的抨击，本质上是一种哲学的任务，这种任务需要一些建立在对人的限度的彻底接受的基础之上的社会和技术行为的新概念。伦理学一直以来就认为，我们在世界上的行为最终会作用于我们自身、作用于我们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和我们的本质。这种观点现在也必须扩展到技术中去。
在民主时代的开端，圣-约斯特①就在他那个时代的修辞学理论中通过被称作“悖论说”(paradoxisme)的形象化说法表达了这种矛盾的结构。国民议会“巧妙地用人民自己的自由来束缚人民”；“人民既是一个谦恭的君主，又是一个自由的主体”(Saint-Just,1963:27,39)。这些就是自反的悖论，其中的主体同时又是客体。它们表达了政治合理性在自我意识的特殊的现形式中出现了。
这种自反逻辑与从元语言到对象语言的罗素式的等级层次的单向运动正好相反。自组织的政治学有一种“怪圈”的形式，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①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当我们向上(或向下)穿过某种等级体系中的一些层次时，会意外地发现我们正好回到了我们开始的地方”(Hofstadter,1979:10)。解释霍夫施塔特的“怪圈”概念的最典雅的例子就是埃舍尔②的一幅名为《画画的手》(Drawing Hands)的蚀版画，画中的两只手各拿一枝铅笔，相互画出了对方。怪圈在我们的生活起了很多作用，它们在我们所熟悉的各种中介的逆转中出现。例如，我们要求孩子循规蹈矩，孩子坚持让我们也遵守这些规矩。另一个例子就是克林顿③总统在受弹劾期间不断上升的支持率，民意测验专家认为这是由于一些参加投票的人试图利用投票表决来结束弹劾的结果，但这些人对克林顿的看法却并不一致。对人的控制使控制者面临了来自控制对象的反抗，而怪圈也就终止了。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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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圣-约斯特(Saint-Just,1767—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主要领导人之一，主要著作有《革命的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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