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限的主体是由自己在世界上的行为构成的。有限主体在使用技术的同时也被技术所塑造，并且变得有些偏离有限主体的最初意向。同时，随着有限主体将它的对象融入到技术体系中，有限主体也就将它的对象从直接的“自然”对象转变为有中介的社会对象。因此，在任何特定的技术行为实际展开之前，主体与对象已经被重新建构。现代性就是宗教和民族传统在面对这一过程中的普遍崩溃。现代性作为一种世界的意象，它的特征就是对限度的根本误解，而这种限度是与技术主体的天真的自我理解有关的。
现代主体就像是一个小上帝，它视自已为自主的，独立于它通过技术手段来操作的体系。现代主体将自己超越于自身行为后果的复合之外。通过这种超越，现代主体精心构造了一些建立在形式的、机械思维基础上的规划，并在本质上将现实表象为技术控制对象。但正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认为的那样，在这些规划中最终征服人性的不是一类特定的精英，而是一种建立在完全技术化基础上的新的生活方式。
20世纪的一个悖论就是，当整个世界都卷入到西方的技术理性主义中时，科学和哲学的基础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破坏了认为主体能处干它所设计和操作的体系之外的前提。现代物理学、哲学和生物学——更不用说先锋艺术和文学一对海德格尔所说的作为“超越”客观性的主体的“本体一神学(onto-theological)构造提出了挑战(Heidegger,1977a)。这些挑战澄清了产生技术内在性的错觉的步骤，并提出了重新理解合理性的要求。尽管这些理论革新并不总是进步的，但是它们开了潜在的政治挑战；理性似乎本质上就是两重性的，它能支持
第四章后工业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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