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每一种情况中政府都没有能够利用技术去推进原有的文化目标，但是技术工具理论却没有完全被这些经验所驳倒。工具论的捍卫者们有时从民主改革与决定西方化的关联中获得一些安慰。普通公民似乎已经拒绝了为了保持与现时的福利相竞争的传统的或导向未来的价值所做的交易。社会被技术所征服不是由于“技术现象”的神秘力量；相反，技术作为一种获得福利的完善工具的领域，只是一种比任何意识形态的承诺更有力和更有说服力的替代形式。
在这一点上，工具理论的特殊性失效了。如果技术真是中性的，它就应该能够服务于多元的目的。但是，民主与文化的西方化的紧密联系似乎否认了这种多元论，而且实际上证实了实体理论的观点。如果实体理论和工具理论只是在对待它们共同预见到的结果的态度上不一致，那就很难将它们区分开。
一个更有趣的论点将实体理论和批判理论区别开来。两种理论都认为，在自称要超越西方文明这一点上，日本和前苏联的区别只是表面上的。实体理论将这一点视为技术文明的替代形式是不可能的证据。与此相反，我在这里阐述的批判理论却认为，在公众参与技术决策、工人的控制和劳动力重新获得资格的基础上，一种替代的形式也许会创造出来。如果日本和前苏联的试验失败了，那是因为它们拒绝这条激进的民主道路，而是选择了一条与西方融合的道路。
根据这种观点，国家不能实施激进的替代形式。由于一种内在的矛盾，国家为了保持原有的价值而把技术工具化的企图失败了。在面对技术挑战时，只有特别强大的国家才能为了推进原有的文化目标而创造一个文化和经济的封闭区域。然而强大的国家只能通过利用资本主义的权威主义的技术遗产才能维持自身。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再生了它声称要丢弃的文化的所有的主要特征：可以预见到的是，手段颠覆了目标(Fleron，1977:471ff)。这一论点表明，需要在被荒谬地称为地区性乌托邦主义的构架之外，重新形成社会主义的民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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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论：各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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