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ootunian,1989:75)。
技 术 批 判 理 论
但是，尽管经过了认真的反思，这些知识分子并没有找到具体的替代形式，没有什么东西表明日本的胜利将开辟一条通往现代社会的原创形式的道路。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标志着努力寻求一种现代文化的特殊的亚洲模式的斗争的结束，尽管后来这个想法在日本被反复提出来重新思考。日本早期试图保持其文化独创性的失败，预示着所有后来在面临技术的普遍化的压力时，为保持传统和民族遗产而做的斗争。[5
除了前苏联革命是指向未来而不是过去之外，前苏联与日本的经历很相似。对原有价值的保护需要积极获取现存的技术，以便使经济快速增长，这种情况也在前苏联发生。因此，尽管马克思对经济阶段划分的理论中暗含了一定的技术实体论，但前苏联政权却采取了一种典型的技术工具论来引进和使用技术，似乎认为技术只是中性的工具。这就是列宁的著名论断——共产主义就是“电气化加苏维埃”—的意义。对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文化的相互作用的严格控制，被认为开启了一种新文化得以诞生的受保护的空间。
这种试验结束了.官僚政治的腐败、无能和不负责任的恶疾耗尽了试验的雄伟抱负。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俄国不再相信自己能够在世界经济中建立一个自主的亚区域，因此就呼吁西方直接参与前苏联共产主义经济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境下，西方媒体赢得了俄国听众。对文化的控制权很快彻底失去，没有挽回的余地。同时，经济问题越积越深。最终，政权完全崩溃了，连同一起崩溃的还有前苏联共产主义的模式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共产主义的改革模式。资本主义的复兴对于期望从前苏联那里产生像西方一样繁荣的人们来说，几乎是不可抗拒的诱惑。前苏联的许多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希望向资本主义的艰难过渡将为新的社会释放压力，使得这个新社会能够根据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模式进行革新。但这些都没有发生。相反，前共产主义政权引进了资本市场，着手一种对西方社会外在特征的形式上的模仿。这种商品崇拜(cargo-cule)的资本主义在俄国和准备不充分的前华沙条约国导致了巨大的灾难。由此导致的混乱一直不断地在告诫我们: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市场，它同样依赖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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