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和限度
现代社会的合理化是由资本家或政府官僚这些主体所完成的，这些主体的主要特征是他们的操作自主性。这一事实是由从技术领域中获得的意象加以阐明的，因为现代权力关系类似于一部机器的运转。因此，卢卡奇认为现代性带来了一种形式理性主义的特殊类型。在17世纪，这种类型的形式理性主义将宇宙的运行等同于人手和人脑的机械创造物。机械上的技术一逻辑可以比作进行分类和计算的科学逻辑。数据这种原材料的输入按照系统的公理进行运算后，产生真理、商品或财富这些输出。演绎一数学的程序与机械系统的等同启发了科学和技术，并将一种独特的实践特性赋予了现代理性，而这种现代理性在计算机中表现得最充分。
笛卡儿①第一次阐明了这种新形式的合理性的主体对自我的理解。德·塞尔托把从一种“内部状态”作用于与其相关联的“外部状态”的形式称为“笛卡儿的姿态”(Cartesian gesture)(deCerteau,1980:85)。这一姿态为现代社会中的领导阶层奠定了基础。一个人从外部管理组织，但却不是一个共同体的正式成员。这就是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占有欲的个人主义”与笛卡儿的“我思”(cogito)之间的一种内在联系，而笛卡儿的“我思”也是一个从直接牵连(immediate involvement)中异化出来的形象。[12]这些主体位置之间在结构上的平行是现代理性的社会普遍化的基础，同时也是现代理性从一种思想方式转化为现代社会的文化基础的基础。在这种转化中，思想和行动的技术范式取得了胜利。
技术批判理论
111
思集》、《哲学原理》、《方法谈》等。
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