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的科学和替代的技术的并行产生了一个微妙的问题。在技术科学的转化中，政治扮演什么角色？尽管科学一技术合理性的批判在程序上拒绝了政治，但它似乎直接导致了对研究的政治控制，这不仅是通过拨款这种常见的外在操作来实现的，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基础的认识论选择的层次上。毕竟，如果科学完全被一种错误的合理性所占据，那就很难看出科学是如何能改善自己的(即使是有改革过的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推进)。确实，为什么科学的命运从根本上不同于像法律这样的压制性的上层建筑呢？本书的前几章事实上已经讨论了作为一种政治事务的技术转化，除非有人能够区分科学和技术，否则技术的转化似乎也将只是限于一种外在的实践批判。
但是在这条道路上有一些值得警惕的地方。在俄国革命之后不久，一个被称作“无产阶级文化运动”(Proletcult)的组织赞成用一种新的无产阶级文化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技术、科学、甚至是语言这些反动遗产(Claudin-Urondo，1975:47-60)。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者一般认为资产阶级的技术、科学和语言是非意识形态的。使科学免除政治批判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遵从恩格斯的观点，将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早期资产阶级社会联系起来，同时强调这种历史背景决不会削减现代科学成就的普遍性。“无产阶级文化运动”解决了起源和效用之间的这种分裂，对待科学的态度就像马克思主义始终对待上层建筑的态度一样。永恒真理的令人困窘的残余从体系中消除了。
尽管列宁和斯大林在理论上都反对这种观点，但李森科①却能将政治标准引入到俄国科学的实际制度中。他的遗传学理论获得了国家的支持，而他在科学上的大多数对手却被处死了“无产阶级”思想中的这种试验的灾难性失败仍然在对自然科学的每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中激起了广泛的恐惧感(Graham，1998)。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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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森科(Trofim Lysenko,1898—1976)俄国遗传学家，曾提出一种生物学理论，认为在后天环境中获得的特征有可能被继承，这种理论被称为李森科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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