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不知道这段历史的人也很容易受到它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使将科学政治化的规划丧失了信誉。在很大程度上，当前对科学的社会批判通过反对政治的干预和号召“从科学内部进行改造”来对这种危险的先例做出了反应(Keller,1985:178)。文明的变化将最终在没有更多李森科事件的危险的情况下促进科学的变化。不是政治的权力，而是科学家本人在一种全新的社会环境中发展出的范畴和知觉，将激发出在他们从事的研究过程中自发产生的新型问题和新理论。如同马尔库塞所说的，“没有失去它们的理性特征的科学假设将在一种本质上不同的实验情境(这是一种平和的世界)中提出来；由此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科学将会获得本质上不同的自然概念和建立本质上不同的事实”(Marcuse，1964:166-167)。
这种科学进步的观点和科学进步的适当过程是有意义的，然而不干涉主义(noninterventionism)与为一种后继科学设立清楚的指导方针的声明是不相容的。一个人必须在断言科学的自主重建的能力和设计一种预期未来科学状况的外在规划之间做出选择，前者必定产生一种预料不到的结果，而后者将从政治上来实现。第一种替代形式只允许我们为不成熟的总体化而竞争，例如生物社会学或“神经哲学”中的还原主义的范式；它没有指定理论的发展。科学的社会批判不能包含未来，只能开启未来。
这些条件提出了有关用来评价现有科学的外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标准的问题。有人也许会问，用什么来保证在“平和”的世界中，整体的科学将找到克服价值和事实、情感利性、部分和整体之间分裂的方法呢？我们如何在今天就能预见到未来研究成果的大致轮廓呢？也许科学方法的变化远不及我们想象的大，与此相反，新的理论将处理在今天涉及我们的题。另外，整体论自身在政治上就是有争议的。这里不缺乏体论被用于压制性目的的证据(Haraway，1989:256)。因此，唐纳·哈拉维认为，“评价和批判不能为了在自然科学中制造可信的解释而跳过手工艺的标准，因为批判和批判话语的对象都不能站在外面’来使这种傲慢的概观合法化。坚持科学知识的制造核心具有价值和负载内情，不等于是在不占据任何立场的情况下只是在那里谈论偏见——实际情况恰恰与此相反”(Haraway，1989:13)。
171
第七章技术批判理论
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