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超越发展的两难困境
察觉的定向的文化变化的过程中时察觉出这些成分。总之，我们将注意不要假设共产主义者将以他们特有的方式使我们的发展历史重新出现；我们的理论视角本身将成为文化的意识。(Tucker，1973:88，186-187)
这一类的论点在反对全球化、捍卫文化的特殊性的斗争中又重新出现。虽然这种论点作为一般的观点很容易使人信服，但是差异对文化的限制却倾向于破坏这种论点。即使在否认对社会变化的单一因素的解释和维护现代化的不同道路的可能性的社会科学家那里，他们对经济和技术进步的认识也是非常定型化的。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被这些更加多元的理论所认可的变化的范围仍然非常狭窄。毕竟，这些理论家承认，不管国家之间的政治、法律和文化的差异是怎样的，所有国家必须适应完全相同的技术。但是社会的技术子系统(subsystem)的社会影响却随着经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扩张而逐渐增长。一个“发达的”社会就是一个很少有重要的决策是在这一子系统的技术和经济的制约框架之外做出的社会。
因此，对收敛的限制在实践中变得内容空洞：即使一个声称具有原创价值的社会在发展中保留了自身的政府和意识形态的体系，但是这个社会所生产的各种物品、生产物品所用的方式、以这些物品的消费为中心形成的日常生活的形式、社会的教育需求以及以劳动分工为标志的职业划分，都将类似于西方的模式。(1]
在今天，当过去一些以收敛理论的名义做出的最极端的主张都是很值得怀疑的时候，一种缓和的收敛理论却成了社会科学常识的一部分。适度的主张认为，应用相同技术的工业社会在受到技术律令冲击的社会生活中的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将变得更加相似。如果收敛理论是以这种形式来陈述的，那么我将要说的收敛命题(thesis of convergence)就很明显了，但我将要表明的是，收敛命题的技术概念带有明显的种族中心主义色彩。这种种族中心主义反映在下述观点中，即不管国家之间的差异是什么，发展的两难困境都是一种影响所有这些国家的不可逃避的结构上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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