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超越发展的两难困境
都是荒谬的和不可能的。文化的限制也以强有力的方式铭刻在社会科学中，这种社会科学认为，现存的现代社会中生活的特殊的两难困境和悖论是一般工业主义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当从理论上定义“现代性”时，这些社会就进入了一个概念的领域，在这种概念领域中，这些社会的特定的特性就获得了普遍性和必然性。对这些未加批判的普遍化的随后应用就在当前造成了一种虚假的必然性，并且排除了对未来的替代形式。任何试图超越这种概念范围的行为都似乎是非理性的和退化的。如果事实上这些概念是这样来理解现代性的限度和潜能的，那么它们就先天(apriori)排除了这里所定义的社会主义。
在这种情境下，对存在社会主义的“潜能”进行论证就成了批判的社会理论的一个主要任务。这种论证必须在认识论的基础上，通过批判社会科学的范畴来进行，这种方式类似于马克思在与他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的斗争中详细阐述他的经济理论的方式。批判的社会理论必须提出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新方法，这种新方法不仅要面对事实，而且要把这些事实包括在足以揭示这些事实的历史偶然性的范畴内。在本章的其余部分中，我将会把这种方法应用到理解社会主义的方法论问题的思考中。
现代化的最主要的观点是建立在技术自身具有发展的自主逻辑这一决定论假设的基础上。根据这种观点，技术是一种不变的要素，一旦被引入到社会中，就会使接受它的社会体系屈从于它的律令。这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颇有弦外之音，因为这意味着每一种建立新型现代社会的企图，都只不过是一种最终必然再次融入到收敛道路上来的迂回之路。根据这种论述，除了额手称庆之外，历史在本质上已经终结。
决定论是建立在以下两种论点的基础上：[2]
- 技术进步的模式已经固定，技术进步在所有的社会中都按照惟一和相同的道路发展。尽管政治、文化和其他因素能够影响变的速度，但是它们不能改变发展的一般道路，这反映了发现的自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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