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质量和工作的满意程度等。这样的社会也可能发现自己能更容易通过其他的逻辑来使经济得到跨越式的发展，这些逻辑包括人际关系、对残疾人的保护和儿童福利等等。尽管有这些不同，对效率的追求总是需要做出牺牲，但是而且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社会体系的不同将导致做出的牺牲不同。
占主导的经济文化鼓励用职业安全或濒危物种这些“软”目标来换取“硬”通货。但是这些“软”目标与使用技术来实现繁荣是相互矛盾的。它们在客观上也不如利润或消费品更重要或更能吸引人。洁净的空气似乎是一种政治问题，这只是由于以高度污染的专用客车运输为中心来设计城市所必然付出的代价，而这种专用客车运输是获取利润的惟一的运输方式。一种建立在公共交通和混合使用基础上的不同的城市设计形式也许将空气质量只是作为另一种技术问题，这种技术问题在原则上与那些在运转一种有效的运输体系中所要解决的其他类似的技术问题没有什么不同。
现在作为理想或价值而出现的目标在一个把这些目标融入到社会的技术代码中的社会中将呈现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预计的消费品的销售额实际下跌了，实现这些目标也不需要牺牲生产力。这不仅仅是纸上谈兵：所谓的软变量将会自发地被个人作为他们自身福利的一种实际成分来追求，而不会由与他们自身能感觉到的利益相对立的人为激励或政治高压来施加给他们。
决定论理论也具有关于技术发展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同历史事实是相互矛盾的。这些假设包括：第一，技术发展是按照进步的内在的技术标准，沿着单一和固定的轨道进行；第二，社会制度必须适应技术的发展。事实上，技术不是僵化的，而是通常能够适应变化的条件。有时技术适应新的短缺或发现，有时适应新的文化价值的出现。在任何情况下，新的约束不一定是效率的障碍，而是经常能促进技术的变化。因此技术没有为“人文主义”价值的追求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技术没有理由不能遵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来重新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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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超越发展的两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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