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意见也适用于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对处于社会角色中的个人来说似乎远离了工业决策。决策者接受占主导的技术代码对环境可能造成的破坏，但也正是这类人在私下里却和家人跑到远郊，寻找逃避他的决策所造成的后果的安全避难所。一旦有缺陷的技术在社会中实施，反对污染的政治抗议重新以外在调控的形式萦绕在设计的过程之中。
与资本主义的调控相比，前苏联模式的计划也没有做出改进(0'Connor,1989)。前苏联的生产依赖于根据资本主义的技术代码而设计的转移过来的技术。没有一种社会主义的革新过程致力于解决这种技术的内在缺陷，而建立在生产配额基础上的管理体系在本质上也没有触动进口的技术基础。因此，调控和计划与其说是对物化的替代形式，不如说是在物化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建立在通过分裂而实现控制的社会秩序上，实现对总体性的部分认可的方式。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中，调控的外在性特点都在工业过程的操作中引入了无效率的东西。问题不是为了满足健康、安全、清洁的空气和水、审美目标和充分就业等要求而要付出代价。只要一种均衡的利益能够实现，这些代价本质上不会造成无效率。更恰当地说，根本的问题在于强加到技术、工作场所和环境中的各种事后的“困境”(fixes)所造成的层叠效应。
因为技术是在从这些所谓的软价值(soft values)中抽取出来的过程中得以设计的，所以在后续阶段再将这些价值包括进来需要非常可观的代价。这些代价似乎代表了铭刻在工业社会的本质中的一些必要的交换，而这些交换在现实中只是一种物化设计过程的副效应。例如，在汽车引擎的设计中，如果加上催化式排气净化器这种笨拙的污染控制设备，必然会使设计复杂化。如果要使城市容纳更多的汽车，反过来就要使城市的设计做出让步，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有很多。在社会结构中，环境价值与技术效率之间的两难困境的例子俯拾皆是。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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