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资本主义技术所建构的物化的体系必须被重新置于它们在今天被从中抽取出来的更大的情境中，而不是置于过去之中。局部地回归到手工艺劳动也许是值得想望的，但这不是解决工业劳动的异化的方法;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需要通过赋予在今天社会中被雇佣的工人以一定权力来实现的异化的减少。马和犁不是现代农业所需要的相关的“情境”，真正的情境是实际的环境和健康的考虑事项，在将现代农业按照占优势的技术代码建构成一种技术企业的过程中，现代农业就被从上述考虑事项中抽象了出来。
我们在今天将技术的物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目前的体系完全是人为的。在此之前，人类从未在分裂中组织他们的实践，同时又让这些零星碎片的综合自生自灭。资本主义的技术环境本质上是软弱无力的，经常因为外在性因素和冲突而处于危险之中，无力调整它所引起的生态的和社会的问题。随着工业变得更加强有力，尽管我们尽最大努力将疯狂的发展过程变得理智些，但整个体系的脆弱性却逐步提高。
在过去，传统和习俗完成了社会和自然的多方面的综合。前现代社会像地球表面上的所有生物一样，具有一种有机的性质。前现代社会的技术不像我们的技术一样对自然实施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攻击，它们的技术不管多么原始，总是通过不断地再生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可行性的关系来征服时间。[14]这是 一种我们自诩的技术看来不能完成的“征服”。我们必须恢复以保存在传统和习俗中、而现在已经丢失了的生存艺术(art)。
这一目标不能通过退回到个人同一性的传统形式来实现，不管这种形式在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中显得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更确切地说，我们所需要的是在技术发展中对自然和人类限制的理性承认。这种承认不能混同于对外在必要性的被动屈从。这种混同来源于资本主义将自己固定在初级工具化的范式上，这样就使得技术对象显得仅仅是服务于外在目的的原材料。环境和适当技术的结构之间的协同作用被忽视了。这些协同作用是在次级工具化阶段获得的，它决定了一种不同的技术实践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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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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