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方法不是由理论、而是由一种紧急形势所引发的。但是，社会所有制理论中最重要的德国理论家艾杜德·海曼纳①很快就指出，“工厂委员会的引人在概念上与社会主义化没有关系”(引自Kellner,1971:132)。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开始相信现存技术和劳动分工的迫切必要性。他们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所有制的形式，将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等同于工业生产的普遍的技术要求。权威主义的经济控制显得对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是必须的，就像对资本家是必须的一样。
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的犹豫和含糊最终在对来自上层控制的一味强调中得到了解决。革命的主体最终仅仅成了政治主体，而它的意志就是法律。经济计划的要求与对下述问题的强调相呼应：资本投资的计划明显需要一种建立在社会需求的科学评估基础上的指令体系。确实，对整个一代人来说，不管是谁来实施权力和如何实施权力，计划经济的建立成了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
这种权威主义走到极端，就出现了一些古怪的观点，例如托洛茨基②早期提出来的苏维埃劳动力的“军事化”。如果资本是从上层来科学地分配，为什么劳动不能这样？（Anderson，1963:140-147)类似托洛茨基提出的方案终于在俄国实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行动自由消失了，并且成了社会主义传统的固有成分，而这种行动自由对于恩格斯来说是工人阶级思想独立的基础。[6]
①艾杜德·海曼纳(Eduard Heimann,1889—1967)德国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等。
第二章技术与过渡
② 托洛茨基(Leon Trotsky,1879—1940)俄国革命理论家，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领导人之一，1927年被逐出共产党，并因其反对斯大林政权和强调世界革命而被驱逐。他的著作包括《文学与革命》及自传《我的一生》。托洛茨基在流亡墨西哥时被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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