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只能推测，马克思之所以没有阐述这样的战略，是由于设想一种技术实践的建设性的转化是很困难的。在马克思的有生之年，没有与巴黎公社类似的大规模的克服工场异化的激进斗争。因为马克思不想耽于乌托邦的思辨，因此他主要批判了工厂体系的消极方面，他的在社会主义的“更高级阶段”中消除技术异化的规划似乎不指目前的状况。
因为马克思没有出版以消除工场异化为主题的强有力的和有说服力的著作，所以他对劳动过程的批判很快就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他对资本主义权力、所有制的其他方面的抨击以及他所提出的通过民主化国家将资本主义财产国有化的补救法。毕意，在法国和美国的革命中还存在有意识地转化政治实践和制度的先例。因此，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暗示了将经济民主化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却主要依靠一种激进的消除政治异化的战略来发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当工人委员会最终作为工业形式的巴黎公社出现时，我们在实践上却无法看出工人委员会是如何将马克思社会革命的理论和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批判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取得胜利的俄国革命除了采取和扩大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工业设施之外，没有更大的作为。当他们发现工人控制的早期试验降低了效率时，他们没有考虑使生产条件管理。[5]
技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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