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应用马克思的一些前提，赞成及早废除专业的国家管理。同时，列宁对于技术问题同马克思一样谨慎，他看出工厂中的苏维埃不是经济民主化的工具，而是国家的合法基础。这种试图应用过渡理论的结果是灾难性的：专业的国家管理一旦被废除，马上又被重新组成，苏维埃很大程度上成一种象征性的角色，没有为政治和经济的民主化提供框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停滞了。这种结果似乎证实了韦伯关于普遍官僚化的最悲观的预言。
不管一个社会的“社会主义”程度有多高，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解放不存在于由新资本主体所积累的操作自主性所履行的政治上。每一个这样的代理人都会发现自己正处于资本家的位置上，被迫用相似的压制手段，从不情愿的工人阶级那里榨取劳动力。从上层实施权力的问题的解决方式包含在马克思所批判的劳动分工中，因此任何一个建立在自上而下的控制基础上的体系，都将不可避免地再生出这种劳动分工，不管这种体系的表面政策或目的是什么。 2
前苏联的命运阐明了这一结论，前苏联陷入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遗产之间的困境中。[7]在理论上，意识形态应该将遗产工具化，使遗产服从于社会主义的目的。但是在实践中，新苏维埃的精英既不能始终如一地完成社会主义的使命，也不能始终如一地完成资本主义的使命。尽管新苏维埃的精英占据了从以前的统治集团那里夺取的资本的位置，但它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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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技术与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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