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三 章 技 术 的 偏 见
之后。这就解释了马尔库塞为什么不仅抨击占主导的社会利益，而且也批判技术，从而打破了对进步的传统的激进信仰。
权力与知识
马尔库塞的合理性理论为讨论技术功能和社会功能的聚合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框架。一旦合理性被当作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具体的社会学的形式就容易研究了。但是，正像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多数社会理论一样，马尔库塞虽然有许多天才的洞见，但是这些洞见都太过于一般化。在这方面，福柯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补偿。尽管福柯似乎没有直接受到韦伯或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影响，但是他的方法是类似的。他也认为权力是通过合理性的形式而得以组织、实施和合法化的，而这些合理性形式很容易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
福柯应用这种方法研究了从17世纪开始在社会控制的各种实践中出现的现代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和医学科学的起源。他称这些实践为“微观技术”(microtechniques)，即在没有任何全面的决议或计划的情况下就得以散布的精确控制。这包括考试、操练、衡量个人成长的模式、为了审查而隔离个人、卷宗和档案等等。这些实践首先是在军队、女修道院、医院、学校、监狱和工厂这些不同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从这些背景的扩散中产生了一种“规训的权力”(disciplinary power)。
福柯拒绝了中立性的命题：知识和技术不是可以用于好的目的或坏的目的的价值中立的工具。真理和权力不是在应用时才偶然地联系起来的两个独立的事物。心理学和犯罪学这样的社会科学是医院或监狱这样的特殊制度的衍生物。新的知识形式和新的社会控制形式在起源上是相互联系的。福柯所提供的关于这种联系的最清晰的例子是边沁①的全景式监狱②，这是从建筑的角度，将大量受监督的个人置于少数监督者的视线之下的解决办法。在这里，研究和判断的眼光在强制其对象中揭示了“真理”。“真理的政权”(the regime of truth)是知识和权力之间的这种不可分离的关系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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