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难以用言词来表达的。多年来我的许多同事阅读了最初写成的独立章节。我想特别感谢玛利亚·巴卡德杰娃(Maria Bakard-jieva)、艾伦·库米苏(Ellen Comisso)、弗兰克·坎宁安(Frank Cun-ningham)、吉恩-皮埃尔·迪普依(Jean-Pierre Dupuy)、亨利·埃尔曼(HenryEhrmann)、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莎伦·赫勒塞(Sharon Helsel)、马丁·杰(Martin Jay)、凯瑟琳·琼斯(KathleenJones)、迈克尔·莱文(Michael Levin)、爱德华·林德布洛姆(Ed-ward Lindblom)、罗伯特·马如图(Robert Marotto)、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托马斯·汝克茂(ThomasRockmore)和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同时也要感谢鲁丝·赫夫特(Ruth Heifetz)、保罗·托马斯(Paul Thomas)和桑德拉·德吉克丝塔(Sandra Djik-stra)。
本书是我在西方行为科学学院(Western Behavioral SciencesInstitute)写成的，我在那里受到了该机构的全体职员的鼓励和支持。我与他们一起对许多规划进行了研究，这使我获得了对技术本质的实际理解。我要对我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SanDiegoUniversity)哲学系的同事们的耐心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安德鲁·芬伯格
拉荷亚，加利福尼亚
2002年12月
技术批判理论
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