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种对抗并不会像崩溃理论错误地假设的那样，导致资本主义的自动崩溃，而是同时促进了危机的反复出现和共产主义潜力的出现。资本主义的辩证超越和Aufhebung不是由技术引起的，而是一种只有在社会斗争中并通过社会斗争才能实现的潜力。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第15章中了解到，资本主义中的技术始终具有对抗性;它既是一种统治手段，也是一种潜在的解放手段，在一个后资本主义世界里，它也是一种共同性和共产主义的手段。
在这本书的文章中，内格里强调了马克思在《政治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对技术分析的连续性。机器既是一种统治工具，也是一种潜在的解放工具。它打开了剥削的空间和潜在的自主性和自我增值的空间。内格里在他的章节中说：“一方面，过去的人类活动及其智慧是积累起来的，结晶为固定资本;另一方面，反过来说，活着的人类有能力在自身和自己的社会生活中重新吸收资本”。
- 技术的挪用
托尼·内格里(ToniNegri)在谈到对技术的政治挪用的需要时，拒绝了技术决定论的乐观和悲观版本。技术乐观主义认为，技术本身就是人类占有的一种形式，并自动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在通信技术研究领域，我们可以参考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的例子，即电子媒体创造了一个地球村：“新的电子相互依赖以地球村的形象重新创造了世界”(麦克卢汉1995,121)。“对我们传统政治体系的彻底改革只是电子媒体所造成的再循环过程的一种表现，它正在将地球变成一个地球村”(同上，238)。
技术悲观主义认为，技术本身是一个自主的领域，本质上对社会有负面影响。一个例子是马丁·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分析。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德格尔(1996,119)将报纸和公共交通工具描述为不真实和“真正的独裁”。对海德格尔来说，左翼博客和社会主义报纸就像右翼极端主义小报一样，是一种不真实的形式。在《关于技术的问题》一书中，海德格尔(1977)引入了现代技术的Gestell概念，他认为现代技术本质上是异化的。海德格尔将对技术的分析从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分离出来，因此在他的理论中留下了一个危险的空白(Fuchs 2015c,2015d)。内格里(2017,7)在“海德格尔式法西斯主义”的背景下发言。
与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不同，内格里强调技术的占有是一场政治斗争。技术不是
Appropriation of Digital Mach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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