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变化可以被看到或感觉到，并因此做出反应，经常揭示新的威胁或危险，或扩大人类对现有威胁或危险的敏感性。虽然这些“超越人类”的机械组合是建立在因果法则和规律的基础上的，但它们的目的是相互关联的:看到现在、现实中存在的、但未知或看不见的东西。举一个当代数字治理新形式的例子，伊丽莎白·约翰逊(Elizabeth Johnson)在分析商业生物传感工作和利用有机生命监测淡水和海洋水源的污染时，对超越人类的治理形式做了有见地的工作(约翰逊2017)。在这里，对包括小鱼、蠕虫、软体动物、甲壳类动物和微生物在内的一系列动物物种进行了密集监测，以发现它们的功能规范，并开发出测量这些指标变化的方法。然后，它们就可以作为“相关机器”使用：
当这些生物暴露在不同的系统中时，(该公司)会监测一套“行为指纹”。运动活动、繁殖率和胚胎发育被一起测量，以表明有害人为化学物质以及生物产生的毒素(如蓝藻)的严重程度。该公司宣称，通过这种方式，它可以使“污染”变得“可测量”。(约翰逊2017,284)
正如约翰逊所指出的，数字治理模式与其说是因果关系，不如说是看到看不见的东西：“让难以察觉的伤害变得容易察觉”(约翰逊2017)。这种方法通过相关性来观察，从而能够发现新的问题和可能性。例如，动物器官身体指标的变化可以提醒人类代理人注意潜在的问题，即使这些问题的来源是未知的。因此，相关公司认为，可以“在污染在环境中不可逆转地扩散甚至危害人类健康之前”及时发现问题(约翰逊2017)。在煤矿下金丝雀的非人类假体的技术扩展中，“生物传感使非人类生命的观察方式成为可能”(约翰逊2017,286)。
正如温度计作为生物传感技术的相关机器需要了解汞的性质一样，绿色荧光蛋白(GFP)已经成为一种广泛使用的工具，使有机生命能够被修改为相关机器，潜在地表明酸度和碱度的广泛变化，以及病原体、毒素和致癌物质的存在(约翰逊2017,285)。数字治理在发展新形式的相关视野的基础上，实现了从基于“解决问题”和分析“根本原因”的治理向基于效果的治理的根本性转变。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历史上依赖于因果关系有机概念的科学学科与个体实体之间的区别趋于消失。相比之下，为数字治理提供信息的本体政治(ontoppolitics)与实体无关
36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