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和数字化并不仅仅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现象。数字逻辑的历史要长得多。早在1703年，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就建议将数学建立在二进制逻辑的基础上，而不是十进制的基础上：“但多年来，我一直使用最简单的数列，即以2为进的数列，因为我发现它对数字科学的完善很有用。”因此，除了0和1之外，我不使用其他字符，当到达2时，我重新开始”(莱布尼茨1703,np)。在计算机的历史上，开创性的工作是由查尔斯巴贝奇和艾达洛夫莱斯在19世纪完成的。巴贝奇和洛夫莱斯之所以领先于他们的时代，是因为19世纪的技术标准集中在马克思(1867/1976)所说的大规模工业上，而不是建造一台计算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计算设备可以追溯到艾伦·图灵在1936年发明的图灵机的概念。0和1的数字逻辑是图灵机运行方式的一个关键特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图灵为英国军方制造了计算机，以破译纳粹的编码信息。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仅是一场军事力量的战争，也是第一次计算和数字战争。图灵机的例子表明，计算和数字总是站在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如今，数字计算无处不在，塑造着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资本主义、治理、日常生活、文化、教育、福利和科学。
技术一直在影响着人类的能力。因此，我们不能轻易地将技术客体与人类主体分开。计算机，这个数字机器，从一开始就改变了主体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和互动方式。在战争史上，我们已经从肉搏战发展到远距离杀伤，通过计算机化的技术，智能炸弹、杀手机器人、无人机暗杀和先发制人的战争成为可能。这些技术不仅使战争在空间和时间上变得更加遥远，而且也使战争在道德上变得遥远。数字战争的例子告诉我们，数字机器改变了主体和客体相互联系和构成的方式。
这本经过编辑的文集聚焦于数字生活的最新阶段和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我们称这一最新阶段为“大数据资本主义”。生成大数据的算法如今已成为政治和伦理问题的核心，但对于算法知识的独特性，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共识。
联合国认为，大数据分析对于解决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至关重要，从粮食短缺到冲突和环境危机。例如，联合国全球脉动项目(UNGlobalPulse)通过收集和分析印尼雅加达4万多条有关食品价格的推文，开发了一个实时食品价格变化模型。不那么无私的是，大数据对脸书及其用户也至关重要，这些用户分享了超过50亿条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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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