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此作为自然和技术边界侵蚀的证据，从斯特拉森的角度来看，它带来了相反的结果。因为信息的“自然”来源不仅被转化为受知识属性法律管辖的产品，而且这些产品反过来又使“发现”进一步的潜在信息来源成为可能，相应地，促进等待人类脑力劳动转化和商品化的自然过程的更新概念。因此，被认为是“自然”的东西不仅在范围上增长，而且增长得越多，它就越被知识属性制度所消耗，这使得科学见解成为私有化的对象(斯特拉森2005,102)。即使在诸如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之类的协议中，通过承认知识可以嵌入实践，寻求保护土著实践不受专利保护，情况也是如此。斯特拉森在其他地方写道，这种善意的保障措施并不代表对当代资本积累过程的挑战，而仅仅是将知识属性的包容或“混合拥抱”作为前现代(或另类现代)实践的进一步形式(斯特拉森1999,184)。，事实证明，在当前的范式中，即使是感性的知识形式也可以抽象为对象。或者，直白地说，一切都是商品或其他可商品化的东西，这是一种基于将自然视为被自主主体操纵和转化的抽象对象的观点的立场。
值得重申的是，后人文主义理论家对私有属性在知识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天真，他们也不是对资本在他们所观察到的当代杂交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视而不见。1资本主义经常被明确地认为是与对生命或人性的新理解密不可分的。然而，回到斯特拉森的论点，这掩盖了通过本体论投机的镜头与资本主义相关的过程的观点。也就是说，据说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差异”领域，新的“复杂性”，或者是非人类的或去个体化的抽象生命概念(Haraway1997,57;Braidotti2013,60)。"这些类型的表述，即资本被视为反映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混合本体论状态，忽略了法律理论家Sheila Jasanoff(2012)所称的，与斯特拉森相呼应的，知识属性在世界上运作的“本体论手术”，而且，这是有条件的边界侵蚀问题。这种遗漏反映了我们之前关于资本主义历史的主张，因为后人文主义对自然和技巧之间先验认识区别的忽视反映在这些理论对主体与当代世界关系的有限观点中。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其他长期存在的批评的回应，这些批评认为“电子人”、杂交或后人类的估值否定了全球劳动分工。这里的论点是，与装配线、农具或扫帚挂钩的身体长期以来一直充当机器的角色，以换取工资，作为契约劳工或动产奴隶(Wilkie2011;Fernandez & Malik 2002)。指出这一点不仅使后人文主义者受到质疑混合时代的分期化，以及它所引发的伦理问题。首先，它意味着人类与机器的关系有着比最近试图评价或批评技术变革所允许的更为复杂的历史。另一方面，它表明，后人文主义提供了一种政治，它讲述的是数字和生物技术进步的消费者的经历，但不一定是生产者的经历。消费主体的意义和代理界限可能受到技术变革的困扰，这指的是一种自主性形式，这种形式从一开始就不是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属性。正如杰索普(Jessop,2007)所示，当我们考虑到世界上97%的专利和80%的研发资金位于经合组织国家时，后一种说法就一目了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技术科学相当于重组了对一个被认为是独立和自然的世界行使权威的自主思维的分离。这样的分工意味着现代思想与世界二元论的普遍存在，尽管当代技术科学在全球新殖民规模上进行了重组。
Seeing Like a Cyborg? The Innocence of Posthuman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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