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毫无争议的定义模式:相关作者之间的相互债务已经在其他地方被描绘出来了——既有持怀疑态度的评论员(例如:van Ingen, 2016),也有明确的文本本身。
更有问题的是，一种涉及定义和标记话语趋势的策略可能不是赢得朋友的最佳方式。它意味着一定的距离感;它表演性地将标注者置于所讨论的话语主体之外。对于那些生活在特定话语中的人来说，这一举动似乎是一种威胁，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以一种中立的方式叙述自己的处境。那些曾经是不公正、疾病或气候变化受害者的人，可能会对将由此产生的痛苦视为社会建构的“故事”的评论感到困惑，或明显受到冒犯(Hacking2000)。事实上，从后人文主义的角度来看，Rekret的“撤退”到话语中似乎是不负责任的相对主义，并表明了后结构主义的倾向，正如Rekret所指出的那样，这正是后人文主义试图超越的。例如，Braidotti明确断言，“后人类主体不是…后结构主义，因为它在语言转向或其他形式的解构中不起作用”(Braidotti2013,188)。与此同时，Braidotti似乎是为了防止人们指责后人文主义的生产潜力受到其出现条件的特殊性的限制，他只坚持认为后人文主义与当代世界的相关性。后人文主义通过将偶然性转化为一种积极属性，拒绝普遍主义的愿望，从而为自己接种疫苗。因此，人们可能会得出结论，Rekret的批评几乎不可能对后人文主义者自己说话，因为它依赖于这样一种疏远的方法。
与此同时，后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范围不应被夸大。虽然它回应了一个当代的困境，但这种困境的敏感性不可避免地参差不齐。这种反思始于预演这样一种观点，即在我们这个后现代的、以数字媒介为媒介的人类时代，我们越来越“像一个半机械人一样看”。但这个“我们”是谁呢？当然，对于那些更有可能跟随媒体技术发展的受过教育和富裕的人来说，似乎很难不知道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工程和其他领域同时出现的一系列更广泛的进步，它们共同颠覆了人们对“人类”边界的公认观念，进而颠覆了之前关于人类能动性的假设。然而，那些处于“数字鸿沟”繁荣一方的人可能忘记了他们自身条件的特殊性。“我们”可能会感到惊讶，即使在英国这样的富裕国家，也有13%的成年人从未使用过互联网(英国国家统计局2014年)。此外，如果允许用话语的术语来看待后人文主义，认为它倾向于以某种方式构建和代表现实，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它的故事总是以同样的方式被“解码”(Hall,1992)。正如我上面所提出的，思考后人文主义的三重吸引力，已经在一系列可能的反应中开辟了几个立场。即使我们排除了那些“激进的虚无主义者”(康诺利2017年)，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为了个人利益，愤世嫉俗地驳斥了后人文主义所解决的困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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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