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这个范围的一端，坐着一系列没有被现代失落感所折磨的演员。这一群体中的一些人“仍然”是前现代的;对另一些人来说，现代性的二元论舒服地存在着。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天真:例如，工程师和技术创新者通常似乎乐于承认解决方案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但他们仍然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有可能吸取教训，改进技术。政策制定者似乎充分意识到，计划很少能以线性方式实施(van Assche和Verschraegen 2008)，但他们仍然认为，有一个近似的社会导向过程总比没有好。对“进步”的信仰仍然普遍存在，并且可能更典型地被理解为增量，迭代的术语，而不是自大狂的野心。对于这一群体来说，并没有强烈的幻灭感让后人类思维产生回响。为人类例外论的消亡而烦恼的“我们”可能是一个比其居民想象的更小的选区。
一个更加模糊的中间立场可能会被想象出来。在这里，后人文主义的诊断作用被积极接受，但一个务实的选择是不顾一切地以传统方式进行。对于那些在特定学科领域活动的人来说，在日常实践的层面上，参与后人文主义可能没有什么意义。自然科学家可能充分意识到——甚至热情地好奇——从根本上质疑现代主义假设的新发现，即使他们日常工作的“文化表演”依赖于“人类代理和自然由非代理的理解对象组成的强烈观点”(康诺利2017年)。100)。因此，用雷克雷特的话说，在不接受其“伦理政治计划”的情况下，接受后人文主义的“思测本体论”似乎是非常可行的。
然而，这是第三个位置，似乎是雷克雷特的主要火力。这描述了对这个项目更积极的拥抱:在这里，对世界混杂性的认识成为乐观主义的源泉，并以某种方式转化为日常思维的行动或新框架。
- 结语
那么，那些最积极地接受他所批评的逻辑的人，是否有可能对雷克雷特的论点充耳不闻呢?当他继续强调产生后人类思维的条件的偶然性时，后人类主义者自己也承认并庆祝偶然性。此外，从认识论上讲，从主题中“退一步”的可能性被排除在后人类主义的理论化之外，因为后者拒绝从认知距离来看世界。如果这意味着要站队，那么随着后人类“杂交”的吸引力的传播，雷克雷特的论点的力量可能会减弱。
这种不相容引发了一系列更广泛的问题，围绕着批判与不同类型的
“非代表性”思维的相关性。然而，我已经这样做了这里不仅暗示了后人类情感的流行是不平衡的(和有限的)，而且我们应该期待它的接受程度一一即使是在同情的观众中—一也会有很大的差异。也许“第三种立场”的后人类主义者的读者多少有些空想:后人类作家本身并没有傲慢到把他们自己的伦理政治建议定位为决定性的;他们在现实世界的追随者无疑也会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反身性。指出这种多样性和不均匀性并不是要破坏Rekret的“方法”:他并没有将后人文主义定义为一个独立的思想体，而是为了启发式的目的而调动了它的一些共同倾向。相反，它开启了一种可能性一一Rekret并没有明确否认这一点一—未来可能会发展出更令人满意的反射形式的“混合思维”。
Posthumanism as a Spectrum: Reflections on Paul Rekret' s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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