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政府官员们没有能力影响科技创新的话，那么各领域中的政治家们也不应当温顺地屈服于科技自由主义。我们必须对科技巨头加以遏制，不能将它们高度自动化处理纠纷或客户质询的方式视为必须接受的唯一形式。只有行动起来，我们才能够摆脱不必要的无奈和由我们自己引起的监督行为。
信誉创建形式的随意性已经越发明显。我之前探讨过歧视问题(种族、政治、经济和竞争力)，这里就不再重述了。当今互联网行业中的不公平现象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加以警惕的一个重要原因。“互联网”是人的发明，也可以被人改变。有人认为搜索和信誉算法具有客观性和永恒的确定性，但其实它们都是为私人利益服务的简化形式，根本不能如实地反映现实。Google曾经在隐私和反垄断案件中向欧盟当局做出让步，可见它完全有可能创建一个更加公平的网络环境。但它首先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其次是要采取行动。
我们的技术不仅是科学进步的成果，而且是社会、市场和政治力量的共同产物。它们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了有赖于人工判断的社会实践当中。Facebook可以雇人来评估其用户所共享的内容是否恰当；社交网络巨头公司可以通过人工审核员阻止算法推荐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帖子，这并不是一项沉重的负担。Google可以通过人工测试员来对算法进行变革，使其不仅能够挑选出最佳网页，而且可以对该选择做出解释。这种干预措施是公司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遵守法律规范和义务的一部分。当决策者确实无法对科技加以理解时，他们可以聘请专家来搭桥铺路。一位政府官员就曾经聘请过硅谷的专家来追踪华尔街的骗行。我们需要更多的执法人员来采取这样的行动。
第六章可被了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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