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医疗行业已经提供了一个范本。与主要金融机构一样，各大医院都要依靠政府支持。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系统可以提供若干形式的补贴。然而，医院参与到这些系统中的前提是必须保持其质量标准，提供紧急护理，并接受大规模的审核。金融监管机构只需要做到健康监管机构常规工作的一小部分即可。
还有另外一种选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可以只对负责任的银行（资金分配方式有利于促进生产、重建基础设施、消除不平等、提升劳动力价值）开放低利率的“贴现窗口”。国会可以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为直接投资和具有社会价值的投资提供奖励。通过征收金融交易税也可以阻止复杂的暗箱交易，并且避免由此引发金融动荡。
此外，政府可以鼓励市民来对透明度和不必要的复杂性施以奖惩，比如“将你的钱移出”大银行的（自发）社会运动。政府可以允许邮局办理银行业务，为数百万“没有银行账户”的美国人提供低成本选择。这不是一个激进的想法：北达科他州的银行曾经为州立农场提供了约100年的企业贷款。公共银行也可以向社会公益投资提供奖励措施。养老金计划可以通过明确的承诺和清晰的商业计划来推行老式的“价值投资”。
尽管有一些顽固的自由放任支持者将包含社会责任的投资项目诽谤为某种形式的欧洲社会主义，但这些建议在美国本土都有着深厚的渊源。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的早期金融改革规划就曾经设想过让“私营行业中的新投资”流向社会公益项目，并远离咆哮的20年代(和最近的房地产泡沫)中常见的自利交易。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RexfordTugwell)曾想建立一个委员会，以“鼓励或阻止资金流入各个行业”。鉴于美国道路、桥梁和公共交通系统的窘境，美联储是不是也应该在其大量持有抵押担保证券的基础上购买一些“基础设施债券”？这个要求算不算过分？罗斯福的顾问也采取过直接的金融维稳措施；公司治理专家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曾经倡导各机构“对过度扩张的信贷工具进行切实控制”。即使是今天，这个建议也和当时一样有效。
第六章可被了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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