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危机之后，金融专家们一度热衷于组织结构方面的考量。例如，我们如何确保银行可以变得规模更小、关联更少，并且资本更加雄厚，从而降低失败风险(和不良后果)。但实质性问题对于构建活力社会更加重要。例如，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担保债务凭证/信用违约掉期产品上不当投入的资本金应当怎样分配?马里亚纳·马祖卡托(MarianaMazzucato)、杰夫·马尔根(GeoffMulgan)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和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都提供了有力的答案，例如，投资基础设施和抗生素，或进行基础研究和教育。我们需要留意他们的研究结论。如果我们不能针对涉及财务的问题提供明确的实质性答案，未来资本就会被分配到旨在使自利性中介机构实现最大化收益的金融工具中去。
由于金融业的成败关乎经济的长期健康，所以“把问题留给金融专家”并非一剂良方。金融业应当发挥积极作用，避免短期主义，注重基础设施投资和社会的整体需求。为了满足这些要求，政府需要制定出前瞻性的产业政策并付诸实施。而华盛顿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欠缺。但政府曾经在控制财权方面取得过良好的收效，它完全可以再次效法。中国在基础设施、教育、稀土和绿色技术方面的投资行为值得美国借鉴。我们应当将更多的资源投放给有利于实现真正、公平分配的企业。
在经济学家们看来，这些选择性建议听起来有点像中央集权论。不可否认，我们的执法机构未能恰当地震慑或处罚金融部门的非法行为。前面章节中提到过如何对行业中的信息优势进行充分管理正如特里·费舍尔针对互联网内容的建议：广泛监督是一种必要手段。这一模型源自医疗保健行业，在医疗领域中，大量的承包商会对账单记录进行详细检查，以发现欺诈和滥用行为。而另一种医疗模式仅仅向医生支付工资，而不是“按程序”付费，从而防止了过度收费和过度治疗。试想一下，是否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取代华尔街的奖金文化（在风险投资获得巨额利润的年份，关键人物的年薪与奖金比起来只是九牛一毛)。当然，有人会担心实行固定薪酬会导致工作推诿现象。然而，考虑到金融活动在过去10年中产生的破坏作用，也许银行家们应该少做点工作了，至少他们首先需要更好地证明自己的部门真正贡献了多少生产力。
第六章可被了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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