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军事行动和警务行动之间的界限正被打破。路透社曾于2013年报道过一项奥威尔式的协作。首先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将“提示”(现在看来，这种提示显然可以来自包括Facebook或Google的任何地方）发送到缉毒局的特种行动部门，特种行动部门又将该“提示”发送给美国国家税务局。这种信息共享并没有获得法律认可，国家安全数据不应该被用于执法目的。但特种行动部门并不顾及这些，它们可以在采取犯罪调查行动后再回溯性地制造另外一些调查理由。
这就是践踏文明的暗箱操作。他们构建并记录下两个不同的平行“事实”。一个是秘密确定目标的真实过程，另外一个是提供给法庭的专门捏造出来的过程。两名缉毒局高级官员辩称这一程序是合法的，但他们既不肯透露姓名，也没有提供理由。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前负责人迈克尔·海登(Michael Hayden)也对这些行为进行了辩护，但同样没有给出明确的法律支撑点。2013年夏天，5名参议员要求司法部评估“平行结构”的合法性，但司法部门至今未做回应。
一直以来，情报部门和调查部门有着明显的分工。一旦涉及海外间谍操作，那便是“情报部门”的工作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负责收集可能有用的信息，阻止外部敌对分子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而一旦发现犯罪迹象，就该警方这种“调查部门”执行任务了。然而，两个部门之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
这里还有一只黑箱。在“9·11”事件之前，州执法部门和联邦执法部门间几乎从不共享信息或情报。可是“9·11”事件之后，国会已经向融合决策中心拨付了5亿美元的款项，用于促进各州和联邦执法部门间的合作。难道会有哪个警察机关不想获得这项延展的权力吗？“以情报为主导的警务监控”(与事后反应相对）能够做到先发制人，确实具有诱惑性。
第二章
数据失控时代的网络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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