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9·11”事件之后蔓延开的监控和数据采集技术只适合应对恐怖袭击和自然灾害等大规模灾难，而不适用于监督普通犯罪或抗议游行。在数据驱动的拖网式搜索中，成百上千的人被当作了激进分子或只是因为属于某种可疑“身份”而遭到逮捕。情报机构不会对罪犯和持不同政见者加以细致区分。一名国家官员曾经发表意见：“如果某一抗议团体反对的是国际反恐战争，那么这种反战抗议中就包含了恐怖主义的成分，于是很容易将抗议者和恐怖分子联系起来，并且几乎可以说这项反战抗议就是一项恐怖主义行动。”如果这番言论不被理会也就罢了，可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早在2002年就认为这种判断完全合法，并提醒说：“表达不同政见的行为和恐怖行为具有相通之处。”这是“威胁矩阵”令人恐怖的一种延伸。
如果误判的情况极少，我们倒也不必忧虑。可是越来越多的公民自由权利在受到侵犯。弗吉尼亚融合决策中心在2009年的《弗吉尼亚恐怖主义威胁评估报告》中提议对学生群体进行监控，理由是“几乎所有类型的极端组织中都有激进学生的身影”。在2009年，密苏里信息分析中心在向上级官员提交的报告中指出，“暴力极端分子”通常都与罗恩·保罗(RonPaul)和鲍勃·巴尔(BobBarr)等第三党候选人存在瓜葛，并且“潜在威胁”包括反移民和自由意志主义的拥护者。按照该报告的说法，假如某辆车的保险杠贴纸上写着支持自由组织的标语，那么车主就会被认定为暴力极端主义分子。
黑箱社会The Black BoxSociety
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