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恰恰在它剥夺了我们的正常功能的运作时，向我们揭示了这些功能。疾病是生命通过人对生命投以思辨关注的来源。如果说健康是在器官的沉默中的生命，那么严格地说，不存在健康的科学。健康是有机体的无辜状态。它必然像所有的纯真一样消失，这样知识才有可能。生理学像所有的科学那样，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起源于惊奇。但是真正重要的惊奇还是疾病造成的痛苦。②
如果在生物哲学中，有机体表现为一种包含了有机体、它的工具和环境的有机形式，那么有机体就总是已经和其他有机、无机存在一道，在自身之外了，同时它也依赖于有机体规定这种有机整体的边界的能力，就像蜱虫通过过滤它的周围环境（Umgebung，surroundings）来定义其内部世界（Um-welt，内化的外部环境)的动态。但人不是蜱虫，人也用工具组织他们的环境—这也是一次病理旅程的开始。事实上，人不仅改变他们的环境，还建立了全新的环境一比如工业革命期间工厂的出现。有机身体对机械机器的屈从产生了一种不适，不适源于对机器的节奏和操作的强制适应，因为根据机器进行的分工也是对知识和身体有机性的碎片化。有没有可能扭转这种局面—也就是说，让机器服从于有机身体？柏格森认为人类的意识使他们能摆脱机械主义的束缚，因此他们提出“用物质—即必然性本身—创造一种自由的指令，制造一种能战胜机械主义的机器”。①在《机器与有机体》的最后一段评论中，康吉莱姆引用了社会学家乔治·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183]对工业机制的批判，以及研发一种新的工作模式、使机器适应于人的有机体的想法：
第三章 被组织的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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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注)见《生命的关怀：生物伦理学与生物政治学的跨学科视角》，米格尔·德·比斯特吉等人编，伦敦：Rowman&Littlefield,2015年，第101页。
① 康吉莱姆，《正常与病态》,第184—185页。
② 同上，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