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认为，泰勒制(Taylorism)带来的人机适应过程是对工人的固化，他认为应当把工人对泰勒制的反抗同时理解为生物性和社会性的捍卫或者说是对健康的捍卫。因此，这种适应情况要求建立人与机器的新关系，使工人从生物屈从于机械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我们的首要任务不是把弗里德曼的判断放入劳动史并详细讨论，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提议呼应了同时代的许多技术理论家，其中包括深受怀德海影响的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但今天我们知道，工作条件不是器械适应于有机体，而是机器本身正变得有机化—这种新的辩证法正走向技术系统的全体性。维纳关于牛顿力学和伯格森生机论的对立已经过时的观点，标志着一场认识论革命的开始，这场革命将有效地把人和机器整合进诸多反馈回路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的自动化形式已经不是我们在今天的工厂中常见的那种。自动性不再是重复，而是递归。在有关未来智能城市、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的设想中，递归性操作得到体现。我们已经指出，递归内在于适应过程中，它是本体论性质的，但我们也见到，递归在这个过程中成了一种社会和技术性的惯常做法(modusoperandi)。考虑到递归算法正作为主要的适应模式被执行——德勒兹称其为控制社会（societies of con-trol)——生物哲学也像自然哲学那样，[184]面临着它的极限。①同时，也存在着一种被超人类主义政治(如人体增强、基因工程)强制施行的人工选择(而非自然选择)。
第三章 被组织的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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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无法在这里详细讨论这一点：比如出于宣传和消费目的对互动环境的建构、面部识别技术在各处的普遍运用，以及在建筑中使用互动混凝土(interactive concre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