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技术对象的中介，人际间的关系得以建立。这是超个体性的模型……除了在一些非常罕见和孤立的情况下，与技术对象的关系都不能在单个的个体中变得充分；这种关系]只有在它成功地产生集体性个体间现实的情况下，才能建立起来，我们称这种现实为超个体性，因为它在诸多主体的发明和组织能力之间建立起一种耦合。①
如果我们遵循西蒙东关于超个体关系的说法，便可以设想一种超出了人工制品(如甘巴尔引擎)、扩展至心理和集体个体化的器官学思维。超个体关系嵌入技术对象之中，按照这些对象的操作和组织图示进行调整。因此，通过用新形式的超个体关系和新的动态来重建舞台，技术对象的演化不断地改变着个体化的戏剧。控制论提出反馈和信息概念，它引入了一种新的认知图示，因此也产生了新的人机关系和社会性组织。西蒙东把他对技术谱系的解读—从“要素”到“个人”和“集合体”与特定的历史时期联系起来。他认为技术要素代表着18世纪渴望无限进步和人类生活持续改善的乐观主义。技术个体则产生于19世纪的自动化机器，它把人类从生产的核心处转移了出去。而在20世纪，西蒙东看到了技术集合体，它是随着信息机器和控制论产生的一种组织超个体关系的新项目，为的是解决异化问题。
[200]西蒙东称这种研究和参与技术的方式为机器学(mechanology)。这门旨在克服文化与技术、技术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的学科，还没有完成。通过个体化过程(被理解为由几个阶段组成的操作，从张力的加剧到以亚稳态形式解决这些张力)和个体化(被理解为心身关系的图式化和物理性具体化)，西蒙东开启了器官学思维，这为理解人与机器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柏格森和康吉莱姆。因为不同于后两位思想家，西蒙东没有假装在发展一种生物哲学，而是提出了一种结合了技术哲学的个体化哲学。然而，在他那里这种结合通常还是隐含的，他还没有阐述技术对象在心理和集体个体化过程中的作用；因此，我们还要把西蒙东与控制论的对话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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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与偶然
① 同上，第3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