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我们能正当地与人性概念保持距离之前，我们要先质疑这个概念。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在《政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一书中称，“人性概念是一种对帝国主义扩张特别有用的意识形态工具，它的伦理人道主义（ethical-humanitarian)形式是经济帝国主义的特殊载体。在这里，我们想起了蒲鲁东的一句稍有不同的表述：一切援引人性的人都是想欺骗”。①施密特的这番话值得我们注意，因为人性这个词本身是有问题的，一切规定人性未来的企图似乎都是欺骗。席勒能谈论人性的实现，是因为启蒙的人文主义对他那个时代是必要的，而在二百多年之后，我们必须面对一种被宣布为启蒙的终结的新政治。②这种政治关注的与其说是人性，不如说是非人性(inhumani-ty)。人类主义的话语还在延续，它的标志是一种把世界历史设想得太简单的政治神学，可以把这种设想解读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末日的线性过程。这种犹太一基督教末世论似乎是主流话语，它认为科学和技术将产生一个越来越有利于人类存在的系统，直到它最终面临自我毁灭，剩下的便是救赎，或者作为神正论的世界历史的完成。我们惊讶地发现，这种历史的终结与神人(Homo deus)概念相呼应，因为等到历史终结，神正论将在从人性向神的国度的转变中体现出来。《神人:未来简史》(HomoDeus)一书的作者谈到了数据主义(dataism)，一种把人还原为算法的简化；数据主义以“生命科学”的名义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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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与偶然
① 同上。
②尼克·博斯托罗姆，《为什么我希望长大以后成为一个后人类》(Why I Want to Be a Posthuman When I Grow Up), 见《超人类主义读本：关于科学、技术和人类未来哲学的古典及当代文献》，第29页。
③让-皮埃尔·杜普伊(Jean-Pierre Dupuy)，《生活的人工化：设计自组织》(The Artificialization of Life：Designing Self-Organisation)，见《生命的科学，政治与本体论》(The Science，Politics and Ontology ofLi fe)，斯科特·坎贝尔(Scott Campbell)和保罗·布鲁诺(Paul W. Bru-no)编，伦敦：Bloomsbury，2013年，第78—92页；有意思的是，杜普伊在这篇文章里也提到了安德斯和汉娜·阿伦特。
④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太人类的：走向新过程本体论》(Posthuman. All Too Human: Towards a New Process Ontology),《理论，文化与社会》(Theory，Culture & Society),23，第7—8期，2006 年，第197—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