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仍然是一位伟大的生物学思想家，他的生物学思想类似于他为我们描述的中国思想。然而，就像美与善的类比那样，我们或许想问这种类似究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李约瑟的关注点从生物转向了中国文明，这个偶然事件是从他碰巧在剑桥遇到了来自中国的学者开始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历史性事件变得必要。这样，李约瑟也把中国思想和控制论拉近了。或许对他来说，道士是最早的控制论专家。如果我们遵循李约瑟的逻辑，或许可以说中国技术没有经历过作为欧洲工业革命的准备的机械主义时期。然而，现代化和全球化带来的新局面，使各个文化的宇宙技术向现代技术屈服，现代技术采纳了作为自动主义的控制论，却不理解控制论所带来的认识论转变。但正如埃吕尔正确指出的，作为机械主义的梦想的自动化，正在实现一种“技术专家系统”。另一方面，在西方我们观察到一种从笛卡尔主义机械论到有机主义和控制论/生态学的转变。这个被我们称为思想史或世界史的年表，并不是普遍原则，而是理智多样性[273]和技术多样性的一个例子。只有在存在多样性的情况下，演化才是可能的，因为生物学已经告诉我们，演化应该被理解为共同演化。①应用于人口的人工选择(而非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将最终导致技术多样性和理智多样性的减少乃至消失。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控制论中的递归思维能让我们重新提出有机主义和技术多样性的问题吗？还是说像利奥塔说的那样，它会被效率驱使，朝着资本所强加的目的因，最终只实现一个正走向毁灭的纯决定论的复杂系统？我相信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控制论的两种形象，尽管控制论包含不同的思想学派和学科，还是可以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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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与偶然
① 多里昂·萨根和琳·马古利斯在他们的文章《多种未来》(Fu-tures)中提醒我们，“人类的戏剧性的演化离不开我们的微生物祖先即构成我们细胞的细菌和我们的动物、植物类食物中的细菌—的共同演化。在共同演化中，合作了数千年的生物的基因发生变化。随着新蛋白质和发育模式的出现，遗传下来的合作关系也一同演变”。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多样性问题，但我们想反思的是技术多样性，而不是生物多样性。琳·马古利斯和多里昂·萨根，《有倾向性的真理：论盖亚，共生与演化论》(Slanted Truths : Essays on Gaia, Symbiosis and Evolution),纽约：Springer，1997年，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