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是还原主义的；它把有机体还原为作为模仿的反馈系统；它强加决定论，因为一切还原都是为了预测，而一切预测都是决定论；它的经济是有终极性的经济。
·另一种是非还原主义的，从西蒙东一般操作学的意义上说，它寻求超越一切形式的技术决定论的起源；它对偶然性保持开放，而不只是将其还原为计算，它支持自动终极性或(胡耶意义上的)新终极主义[neo-finalism]。
恐惧技术者看到了控制论的第一种形象；西蒙东则看到了它的第二种形象，他设想用一种普遍控制论或一般流程学来解决自然与技术的异化和对立。海德格尔把机械论和生机论二者都看作哲学的僵局，因此想通过援引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来回到另一个起点，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说过的，他试图找到[274]一种新的宇宙技术。①在这里，我认为应该把西蒙东和海德格尔联系起来阅读，因为西蒙东的技术性起源概念与海德格尔通过重构一种不同的思维—因而是另一种开端来克服现代技术的提议相呼应，在这个意义上，西蒙东更以技术为导向的思路能和海德格尔偏文化导向的计划互补。尽管利奥塔激烈批评了控制论，却让我们看到了感知性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它如何构建了后现代的认识论，我们可以有策略地采用他的观点，使社会向新的转型开放。控制论的这两种形象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含义。有机主义认识论展现了20世纪思想的一种新范式转变，但这在实践中被抵消了，最终结果根本不是有机主义的而是机械的，就像我们用递归机器写了一个输出“你好，世界”的程序。通过第三持存和预存进行的控制，如监控、社会信用和大数据分析，遵循了第一种控制论，其中递归机器把个体当作计算的组成部分进行整合。德勒兹所说的控制社会，在我们这个数字时代完整体现了出来，数字控制和灵活性(如调控或可执行性)是这个数字时代的目标。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是一种为了决定论的用途而对有机主义机器进行机械论的使用，正如我们试图表明的，这种做法必须被谴责，并敞开更广的历史与哲学视角一正如我们在这本书中尝试的。不过，让我们再提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认真对待有机哲学，把它改造为器官学的要素，使我们重估实际的技术发展并让它的终极性保持开放？
第五章 剩余的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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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许煜，《论中国的技术问题》，δ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