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问题也把我们引向知识型的问题，我把它重新表述为感知性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反决定论的去辖域化问题。资本主义不会因为被自身的技术所超越而瓦解，而是会因它的宇宙技术从根本上反对存续和存在而瓦解。资本主义技术的认识论只能被不同宇宙技术——[276]它们提供了替代性的认识论，并维持了技术与理智多样性—克服。或者换句话说，以更发达的手段实现的资本主义全体化，只能被仅遵循不同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发明和用法所挑战。①纵观历史，启发了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和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著作的波里尼西亚礼物经济，从那时起就一直骚扰着资本主义，并在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等人类学家的反资本主义思想中延续着，尽管现代科学早已拒绝了“豪”(Hau)和“曼纳”(mana)的概念。这种对世界、对人类与宇宙的关系的感知性，尽管与现代科学的观点不同，却不是我们拒绝发展一种能以器官学的方式将科学刻写在其运作原则中的宇宙技术思维的借口。近百年来，科学的绝对化引起了冲突，而绝对化不意味着人们正走向一个被称为绝对的目标，因为绝对既不是事物(thing)，也不是事物的理论，而恰恰是一个时代的不可物化者或无条件者(unthinged，Unbe-dingt)。如果我们遵循黑格尔在《美学》(VorlesungenüberdieÄsthetik)中的分析，认为绝对精神经历了从古希腊时期的艺术到宗教，再到启蒙、哲学的不同阶段，那么也许控制论就是绝对在今天的体现，正如冈瑟所分析的。②在黑格尔断言艺术终结之后，我们依然创造着越来越多的艺术品。宗教也存活了下来，尽管它们无法同现代科学相容。依然有许多基督徒和佛教徒。支撑着宗教的并非单纯的狂热，而是信仰，我们在信仰中找到了非人，正如利奥塔在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著作中所发现的。也许在理性时代终结后，艺术会以新的姿态作为新的抵抗形式回归，这超出了黑格尔设想的线性历史。然而，这一切都需要在启蒙的人文主义之外展开思考和探索。如果像海德格尔认为的那样，欧洲哲学的终结意味着要用新的思维形式超越现代技术祛蔽模式的难题，那么，这些新思维形式必须先让现代[277]科技变得偶然，才能把它提升为必然。根本问题在于为技术找到新的基础。我们必须强调，这不是要给人工智能或机器人增添一种伦理，因为我们不能只通过增添更多的价值来改变技术的趋势。相反，我们必须为未来的技术发展提供新的框架，使一种新地缘政治得以产生—它不基于末世性的单一性，而基于技术多样性；因此宇宙技术也是一个政治概念。
第五章 剩余的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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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雷米·布拉格(Rémi Brague)，《世界的智慧：西方思想中人对宇宙的经验》(The Wisdom of the World: 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heUniverse in Western Thought)，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3年；以及亚历山大·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巴尔的摩: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57 年。
②见栗山茂久(Shigehisa Kuriyama)，《身体的表达以及古希腊与中国医学的差异》(The Ex 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纽约:Zone Books,1999年。
③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99页：“当莱布尼茨谈到机器和有机体的区别在于，构成有机体的每个单子都是活的，并在意志的和谐中协作，我们不可避免地想到，诸意志的和谐’是我们所说的中国互联性思维’系统的特点，其中，宇宙整体的各个部分都自发地合作，而没有方向或机械性的驱动。”
④见许煜，《论中国的技术问题》，δ18。要注意，宋明理学(neoConfucianism)指的是出现在11世纪晚唐时期，并在宋明时期成为主导的思想学派。另一方面，新儒家(NewConfucianism)是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思想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