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费希特的“我”的递归性
在我们转向谢林，探讨自然概念中的递归性之前，有必要经过费希特，因为费希特把康德体系中的反思行为推得更远，将其传给了谢林的自然哲学。我们知道，费希特质疑康德的“我思”(Ichdenke)只是一个事实(Tatsache)，没能说明其因果关系。①康德的我思仍然是受笛卡尔的考量驱动的，康德放弃了人类主体能进行理性直观(intellectual intuition)，理性直观又能从理论上理解自由、上帝和不朽等观念的想法，[52]这表明了我思的限度。费希特则接受了莱因霍尔德(KarlLeon-hard Reinhold）和克里斯蒂安·舒茨（Christian GottfriedSchütz)的批评，主张我思首先应该被理解为一个行为(Tathandlung)。它绝不是像普通的意识那样，是从我指向经验世界的简单行为，而是一种能够自我设定(selbst setzen)和反思的行为。在后面的段落中，我们将从谢林对柏拉图《蒂迈欧篇》的解读中看到，这种自我设定是如何与古老的灵魂问题相关联的。我的自我设定使费希特进一步发展出了“绝对我”的概念。绝对我是知识的起点。它是绝对的，因为它不以自身之外的任何东西为条件。费希特拒绝把物自身作为表象的物质多样性的不可知来源，②他把理性直观在康德体系中人类不具有这种直观作为自我设定的基础。这种直观表明了我对自身的非再现性意识。③无条件者(Unbedingte)这个词也与“物”(Ding)有关，也就是说无条件者不能被当作物，正如谢林所解释的：“条件化(conditioning)是一种行为，通过它某物成为有条件的物，被变成一个物，这同时也表明没有什么东西能把自身设定为一个物，即，无条件的物是自相矛盾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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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与偶然
① 康德，《判断力批判》，§69，第385页。
② 我们或许可以重新思考康德在第二批判结尾处的这句名言：“有两样东西，越是经常和持久地对它们进行反思，就越是使心灵充满更多的惊奇与敬畏：我之上的星空和我之中的道德律。”见伊曼努尔·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刘易斯·贝克(Lewis White Beck)译，纽约：Mac-millan,1993年，第169 页。霍华德·卡吉尔(Howard Caygill)提出了一个更强的论点，认为这个类比指向了一种“康德式的灵魂和宇宙生理学”，它把“我之中的”(自由)和“我之上的”统一了起来。霍华德·卡吉尔，《康德的灵魂和宇宙：对“两样东西使心灵充满……”的评论》(Souland Cosmos in Kant: A Commentary on 'Two Things Fill the Mind...'),见《世界主义与未来的涌现》(Cosmopolitics and the Emergence of a Fu-ture)，黛安·摩根(Diane Morgan)和加里·班汉(Gary Banham)译，纽约：Palgrave Macmillan,2007年，第215 页。卡吉尔把康德类比中的宇宙与道德的关系(例如,美作为道德的象征)追溯到了布朗(Brown)和哈勒(Haller)的应激理论(theory of irritability)对康德《遗著》的影响，他肯定了两者的有机主义结构。
③ 康德，《判断力批判》，§72，第392、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