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种进一步发展谢林的自然概念的方法。一种是设想一种在18世纪和19世纪交界点的“浪漫主义生态学”，进一步理解这丰富的、活生生的自然概念在艺术和哲学中的体现，就像历史学家罗伯特·理查德(Robert Richards)所做的。①另一种是看到在谢林的思想中，存在一种控制论或系统论的原型。但我们想表明，这两种方式是不可分离的。一些主张回归自然的作者②认为谢林的自然哲学是一种生态学思想，因为它首先包含原初的自然概念(希腊phusis意义上的自然），其次还有一种整体论，它像盖亚假说那样，把整体性和相互性作为自然的原则。然而，匆忙得出这个结论是有问题的，这样就没能把谢林的自然哲学看作有机主义和器官学的前身。谢林思想中的这种原始的有机主义和器官学与浪漫主义的解读相矛盾，因为它既把自然的生产力肯定为一般有机体，也提出了一种可以被数学建模的一般形式。格兰特在他开创性的工作中，指出了这一模型与数字技术或“人工生命体”的相似处，他把“抽象人工性”和“物理现实”对立起来，③却没能更进一步。或许他希望消除自然和技术的区分，但在我看来，他在这一点上太过匆忙了，我们的任务是要阐明这些历史性转折。
我们想看看对谢林的自然哲学来说根本的有机整体，是如何在20世纪初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围绕着被称为[70]有机主义的观念发展出众多学派的。①问谢林的自然哲学根本上是不是一种生机论，是个无效的问题。如果我们用生命冲动或隐德莱希的概念理解生机论，那么我们在他的思想中是找不到这种生命力的。事实上，谢林也把这些概念斥为神秘主义。但如果我们把生机论理解为一种避免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质说(hylomorphism)—认为物质是惰性的，形式是赋予同一性和运动的唯一力量—的思想，那么确实可能把谢林和生机论联系起来。但是，在生机论和机械论之间还有一种被称为有机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它以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约瑟夫·李约瑟、约瑟夫·伍杰和康拉德·瓦丁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1921年著名的斯佩曼-曼戈尔德组织者实验[Spemann-Mangold organizer② experiment]的影响)等人为代表。①有机主义者希望克服生机论和机械论的对立，并表明，比如，细胞既不能被化简为物理化学解读，也不能被看作神秘的生命力，而是包含不同形式和层次的组织(比如按照汉斯·斯佩曼的说法，可以存在不同层次的组织者)。[71]这个能从一片移植物诱导出另一个胚胎的组织者是什么？它进行怎样的物理化学活动？
86
递归与偶然
① 见罗伯特·理查德，《浪漫主义的生命观：歌德时代的科学和哲学》(The Romantic Conception of Life : Science and Philosophy in theAge of Goethe)，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② 例如，见弗雷德·达尔迈尔(Fred Dallmayr)，《回归自然？生态学的反历史》(Returnto Nature?An Ecological Counter History)，莱克斯-英顿：肯塔基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③格兰特，《谢林之后的自然哲学》，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