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公共力量的信任，可能来自我非哲学专业出身的个人经历。我在26岁之前从未接触过哲学教育，甚至高中都没有毕业就踏入了社会。但是，在狱中被“搁置”的经历，使得哲学从进入我生命的那一刻开始，就不是一项谋求生计的职业。我坚信，哲学并不只是个人的、个性化的哲学，而永远都是朝向整个世界的思想和实践。我们之所以能够献身于哲学，恰恰是因为我们在哲学的集体力量中感受了自身的价值。
有人说我是悲观主义者，因为我反复提到了技术统治和自我毁灭的问题；也有人说我是乐观主义者，因为我一直提倡公众的集体合作。实际上，我既不悲天悯人，也不高歌猛进。我只是认为，如果人类在大数据时代面临着无所适从、无所事事的困境，那么理论和实践上的合作可能才是现代技术的希望所在。
最后我还要说的是，严肃地进行关于马克思、海德格尔的哲学学术讨论，在当今的欧洲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欧洲大部分的哲学家，都已经打扮成了社会学家或是经济学家，甚至是信息技术的科学家，闭口不谈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我相信，在当今时代优先阅读马克思、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仍是非常重要的。
（原载2015年4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记者王广禄、吴楠。
感谢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刘冰菁所做的翻译整理工作。)
如何在失却未来的技术时代开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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