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别希望能在共同理性的基础上，形成集体性的公共力量，反对极端的个人主义倾向。我认为应当将代表自由、熵的爱好者和代表规则、负熵的专业人士联合起来，以集体的理性力量来做出一点点实际的改变。这就是我现在创立的“精神技术工业政治国际联合会”在做的事情。
在合作基础上提出新实践范式
周：关于爱好者和专业人士之间的合作这个问题，我有一些疑问。数字技术在人们手中快速地更新换代，表面上是各种工具和设备更多地摆脱了专业技术人员的垄断、流向了非专业人士的手中。但我仍然怀疑这个表面的技术门槛的降级会不会反而是另一种深渊呢？它会不会把更多的人吸纳进来，使他们的知识、思想和情感更加“贫困化”，背后的真正控制者，还是那些控制着元数据或技术设计的精英资本集团，从而导致更加明显的数字鸿沟呢?
斯：想要改变当下的技术鸿沟问题，我认为要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实践范式和器具，重新讨论我们的实践和制度之间的关系，以期能够改变我们面临的现实和组织问题。在我看来，自由爱好者和专业人士的合作，仍很有可能创造出新的研究范式，这就是我会和一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合作的原因。
我认为爱好者代表着自由的欲望。爱好者和专业人士之间的区别在于后者已经失去了所谓的“欲望”，只不断生产“你必须完成”的指令，所以专业人士经常地产生出“熵”的不稳定性。而爱好者是相对自由的，具有无拘束的意志，能够不断促使我们产生出“负熵”，形成网状的理性结构。所以，哲学家、爱好者和各种不同领域的专家合作，才能够在塑造哲学的集体力量的同时，不断地扭转一切类型的自动化体系，使它们能够服务于我们个人和集体的社会。我认为，这可能是现代技术的希望所在。
照亮世界的马克思
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