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但您知道，他对苏联学术的做法是很失望的。您刚才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很吸引我。从学术研究来讲，这是很重要的研究领域。现在在美国、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变得更政治化了。当您谈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的时候，我理解了它的局限性。我认为，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终结这个意义上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确存在某种终结。比如，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终结，也是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崩溃。现在是后现代、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但这个时代也正在走向终结。我想某些正在慢慢浮现的不一样的东西是像阿甘本[1]等人的名字。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德里达。所以，我认为某些正在出现的新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被再次更加政治化了，相对于文化研究，政治参与拥有更好的前景。在西方国家，当你读所有某些文化研究批判的时候，虽然它们假装很激进，但实际上你会看到它们通常很狭隘。比如，我完全支持关于同性恋权利的研究，但是我曾经在一个美国的学术会议上提出质疑。当时有人主张关于同性恋权利的研究是今天最重要的研究，而其他所有研究都是支持性的。这是一个很轻率的立场。你为同性恋权利而斗争是没有问题的，但你不要冒犯其他研究。在今天的美国，这种教条仍然存在。
张：德里达在2001年访问过南京大学，也是我们请来的。对他的哲学思想，我们也很关注，我即将出版的《文本的深度耕犁》[2]一书的第二卷中，就有评论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的部分。此书的最后一章十万字，是讨论您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一书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我现在正在考虑，是不是要专门写一本关于您的书。顺便说一下，也是因为看您的书才写了一本关于拉康研究的书：《不可能的存在之真》[1]。之所以研究和关注您的哲学思想，是因为我非常希望中国学界能够了解您使拉康的深刻的思想资源走向现实，摆脱了以前很狭窄的临床精神分析治疗局限的努力。
“第二次天真”中的激进
[1] 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Agamben，1942—)：当代意大利著名思想家，欧洲后马克思思潮主要代表人物。现为欧洲研究生院(EGS)巴鲁赫·德·斯宾诺莎教授，意大利维罗拉大学美学教授，并于巴黎国际哲学学院教授哲学。阿甘本1956年毕业于意大利罗马大学，以西蒙娜·韦伊思想研究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在博士后阶段，阿甘本于1966年和1968年参与了在普罗旺斯的勒托尔(LeThor)举行的由马丁·海德格尔主持的关于赫拉克利特和黑格尔的研讨会。1978年，阿甘本主持了瓦尔特·本雅明意大利译本的翻译工作。主要著作：《诗节：西方文化中的文字与幻觉》(1992)、《将来的共同体》(1993)、《神圣人》(1998)、《无目的的手段》(2000)、《奥斯维辛的残余：证词与档案》(2002)、《例外状态》(2003)、《亵渎》(2005)、《何谓部署》(2006)、《王国与荣耀》(2007)、《万物的署名：论方法》(2008)、《何谓当代》(2008)和《裸体》(2009)等。
[2]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