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自己是非常幸运的。我出生在斯洛文尼亚这个很开放的国家，我从教授们那里获得了良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但同时，我们也被允许阅读大量当代西方思想的文献，因此，我们也得到了那些书中最好的东西。它使我既了解到思想深刻的马克思主义，而同时，又能接触到西方的最新思想，所以才能写出像《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这样一些书。所以说我很幸运。
在一定的意义上，我最喜欢黑格尔。我研究政治哲学、大众文化，但它们都是次要的。我认为，尽管我们应该批判黑格尔，但他仍然是我们的地平线。我所做的一切东西，包括大众文化、拉康、马克思，都是为了找到一条使黑格尔和其他德国思想家的遗产保持鲜活的路径。你们有坏的“四人帮”，我却有一个好的“四人帮”，阿甘本、阿兰·巴迪欧[1]、朗西埃[2]和我。一些有智慧的神学家，有时他们忠于传统的唯一途径就是像一个异教徒那样去做。我认为，对一种理论的真正忠诚就是不要忠诚于它的传统。在我看来，像马克思这样的伟大哲学家，他们从未完全实现自己的计划，他们通常也不能意识到他们真正的成就是什么。所以，有时候，为了忠于一位伟大思想家的真正理论，你必须打破传统。比如，在你们的研究对象第二国际中，考茨基是正统的捍卫者。但我认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从未说出任何有意义或有意思的东西。有趣的事情正来自那些离开传统的异教徒。即使是在马克思领域，当你将毛泽东和马克思进行比较时，革命主体、主题是完全不同的。但一切历史的真实发展就是这样展开的。当然，我在拉康哲学的解读中是激进的和批判的，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忠诚于拉康的。
照亮世界的马克思
[1]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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