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必须指出，在我对于《千高原》的援引和参照过程当中，是有所区分和取舍的。换言之，我无法接受和认同《千高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德勒兹和巴塔利在书中只是建立一个框架，并没有从历史的角度分析问题。而我认为，只要讲到生产，只要论及生产，就不能背离历史，抛开历史。
张：在《千高原》里，关键是对资本主义的结构的批判性分析，这是一种不可见的、相互作用的复杂的支配关系。德勒兹在《千高原》中反对那种像树根那样连在一块的功能结构，而主张多元的、茎块状的功能结构。
奈：是的，德勒兹在《千高原》中反对那种树形结构，实际上，这对于我们去研究阶级斗争，以及工人阶级的现状，是有很大帮助和借鉴意义的。
张：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我认为“诸众”的概念也是从这种新方法出发的。另外，我再发表几点意见：第一，刚才您的陈述，可能是目前我看到的您对《帝国》整个思想背景和方法论背景最重要的一次表述。
第二，您提出《资本论》是《帝国》整个方法论最重要的基础，在这里便涉及两个问题：一是20世纪70年代您在法国期间，受阿尔都塞之邀，写了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非常著名的一本书，就是《马克思超越马克思》。其中您主要强调了马克思在《大纲》和《资本论》中的科学精神和科学形象，并没有涉及您刚才提到的马克思人道的和人学的形象。那么您关于马克思的双重形象，特别是人道主义马克思的形象，是在7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还是在写作《帝国》时，因为跟德勒兹《千高原》进一步的思想碰撞形成了一个新的观点？另外，在《帝国》的马克思的双重形象中，是不是人道主义的倾向更强烈一些？二是阿尔都塞曾明确批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形象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的《资本论》才代表了科学精神。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一点。那么，您认为马克思的人道精神是从《资本论》当中重新获得的吗？
《帝国》：后现代、生命权力与非物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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