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突出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者形象的想法，并不是后来才形成的。因为阿尔都塞与德勒兹都是我很好的朋友，所以在公开的讨论中，我当时并没有很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虽然这样做似乎有“左右逢源”的嫌疑，但是我很清楚双方的想法，所以我的质疑从很早就开始了。比如阿尔都塞所倡导的突出马克思的作为科学研究者的这一面，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以及包括《资本论》在内的片面理解。因为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解，马克思的形象就完全被压缩成了一个经济学家，一个可以出入华尔街的经济学家，这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所以说，对于.《资本论》的理解，对于马克思的认知，必须要从马克思全面的形象出发，这是我所有解读必须尊奉的出发点和首要原则。
张：在《帝国》一书中，您提出了与杰姆逊、哈贝马斯、哈维接近的观点，即对后现代思潮进行了批评。在您看来，后现代理论在资本主义的后工业进程中并没有真正“充分认识到当今世界中的批判对象”，它们激进，但可惜“它们认错了敌人”。后现代所鼓吹的差异化、反基础和多元化，首先是资本的帝国统治的客观状态。“尽管后现代主义者有着最良好的意愿，可他们的差异性政治不仅没有效果，而且更有可能同帝国统治沦为同路，成为其功能和实践的支持者。”我完全同意您和哈特先生的上述批判。可是，我发现在您书中提到的这些法国思想家中，唯独没有德勒兹，但我们都知道在整个后现代思潮当中，德勒兹最早从《差异与重复》就提出了差异哲学，到后来在他的《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这两本最重要的书和后期的著作中，整个这种流动性的、碎片化的精神分裂式的革命和解放，均与后现代思潮有着密切的方法论关联，而差异性、异质性实际上正是德勒兹哲学的核心部分。但在《帝国》一书里，您一边批评后现代思想，另一边又肯定与后现代方法论有关联的德勒兹，并将其作为方法论前提，这算不算一个故意为之的逻辑“放水”？或者说关于此问题，您有何取舍？同时我又发现，您在1988年的一篇讨论艺术的文章中曾表示过肯定后现代思潮的观点，那么，您对后现代思潮的认识存在一个转变吗？
照亮世界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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