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我同意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我和德勒兹之间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矛盾关系，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有很宽泛内涵的概念，其中自然会有一些误解。因为在我们讲后现代主义的时候，一般指的是大家主观上所认为的那个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可以有很多的指涉，比如新的生产方式出现了，是一种后现代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出现了一种新的变化，也是一种后现代主义。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下，原来的这种工业时代的工业化资本开始完全俯首听命于金融资本的操纵。在此背景下，德勒兹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于新的社会形势的全面描述，我完全赞同这样的描述。但是按照我们意大利的一句俗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指的是只有先赞同，才能够从内部进行批判和超越。所以，我对德勒兹的赞同是一种建立在承认基础上的对抗关系。换言之，批判后现代主义，包括德勒兹所提出的这种全新的描述，我们并不需要另起炉灶，重新再去建构一种新的描述或新的模式，而只需要进入其内部，从内部提出一些补充和质疑。比如说关于人的异化这个概念，在出现了一些新的表征和内涵的时候，没有必要彻底反对人的异化这个概念，你可以进入到概念内部，在赞同的大前提下，对新出现的情况提出一些批评，然后由此来实现对原来概念认识的扬弃。
《帝国》：后现代、生命权力与非物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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