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值的功效在于让品味成为差异品味总值的催化剂。在与大规模消费对质的工业经济里，审美品味规则适应绝大多数人。如同我们从全民面部特征的平均值中得出的那张最美的脸，这种审美品味的平均值并不是为了证明差异的存在，而是为了将差异整体重新吸收。与之相悖的是，伟大的人物或天才通常不是特殊的人，而是最能够体现平庸的人。在这样的条件中，天才从此具备最大化地浓缩和概括一个时代的能力。与浪漫主义传统不同，特殊性反映了一个由个体在平均值中分解并聚集得出的假象。
中庸品味与工业生产的时代相符合，从社会运算的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在排除了极端情况并研究了没有极端变量的稳定状态后得出的平庸状态。它的权威性取决于它的传播能力和成功普及。19世纪的特殊点并非在于人们对感觉这个许多学科领域所研究的对象的关注，而在于感觉成为标准化对象和用于检验卫生戒律与审美规则的工具的方式。所有的量度都向感官领域的标准化倾斜。工业和政治势力对行为预测与行为形式化的需求不断上升，在这种形势下，社会合理化运动加固了统计学的地位。①对行为进行测量，这不仅仅是通过大多数情况下发生的事实得出一个平均值，而是明确地将事实与理想值进行对比，将审美评价与行为置于平均状态之下。因为审美品味的理性测量可能能够促进个人对社会和经济的适应。在19世纪，统计学与越来越强的市场统一化的相会绝不是偶然的。因此，工业消费评估程序的目的是在不影响审美偏好的情况下预测审美偏好。这是否或者意味着要求审美品味吸收工业产品以及产品的附加值呢？
① 凯特莱，《关于人类及其能力发展——社会体格论》，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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